原标题：山东在文化领域首次统筹开展区域协同立法，守护千年运河文脉绵延 一条运河，五城同护

　　643公里河道，128处文化遗产、27项和运河相伴共生的非遗，这是大运河山东段的文化家底。

　　然而，保护碎片化、传承利用质量不高、区域合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让散落的运河“明珠”光彩不复从前。

　　守护千年运河文脉绵延，不能只靠沿岸群众自发守护，还要立法明责任、划界限、定规矩。今年，在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统一指导下，济宁、枣庄、泰安、德州、聊城五市出台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这是山东在文化领域首次统筹开展区域协同立法。

　　协同立法，是“统一模板”，还是“各美其美”？跨区域协同，能否步调一致？近日，记者随山东省人大机关组织的集中采访活动走进德州、济宁，在运河畔感受法治护航的力度与温度。

　　省级立框架，各市“写文章”

　　协同立法不等于“趋同立法”，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注重强化整体意识和系统思维，统一规则要求，形成制度合力，推动实现大运河文化遗产一体化、规范化保护、传承和利用。

　　2025年下半年，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与省文旅厅及沿河各市沟通论证、赴德州实地调研，推动大运河保护协同立法列入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在实地调研基础上，拟定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环节步骤，全过程指导各市开展法规起草工作，确保同频共振、同步推进。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源介绍，针对立法中的难点堵点，组织召开专家座谈会，形成推动相关市开展大运河保护协同立法工作的意见以及共性制度参考范本，明确要求各市“不要局限于旧办法”“立足本地实际，突出地方特色”。

　　于是，五市条例在名录制度、保护责任人、工程建设管控、考古勘探前置、区域协作、联合执法、监测应急等底线框架上高度一致，却在各自的地方章节里写出了“截然不同”的文章。

　　今年1月、7月，山东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了五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条例。德州市的条例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其他四市的条例均于10月1日起施行。

　　各市条例特色鲜明：德州市突出空间管控、生态修复的法治化，枣庄市立足台儿庄运河特色，济宁市突出“运河之都”品牌打造，泰安市聚焦戴村坝、小汶河核心遗产保护，聊城市加强标志性遗产保护与运河专题博物馆建设。

　　立法护运河，段段有“精彩”

　　秋风掠过河面，站在德州市四女寺水利枢纽闸桥上远眺，南运河节制闸、减河闸、岔河闸有序排布，斑驳苔痕镌刻千年漕运记忆，古老水工遗存与生态河道相映成趣。

　　“保持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传统格局和原真风貌，是我们立法原则之一。”德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科科长崔大勇说，“工程建设不再‘一动了之’，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应当实行建设项目遗产影响评价制度。”　　

　　非遗保护也不再止于笼统表述，德州黑陶、德州窑红绿彩等具体项目被纳入活态传承视野。让运河“用起来、动起来”，建设运河绿道等健身休闲设施，开展马拉松、健步走、骑行、赛龙舟等体育活动也被写入法规。

　　《济宁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着力不同，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第二十条明确，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活动，阐发运河文化当代价值，打响“孔孟之乡 运河之都”品牌。

　　在济宁市东门大街小学，条例要求转化为一条完整的课堂链条。教师结合历史背景导学，学生带着问题走进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展厅，探寻“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滞则全河停”的含义，了解南旺分水、束水攻沙等古代治水举措。走出展厅，孩子们通过诗歌创作、主题手抄报等分享收获，在沉浸式学习中增强传承保护意识。

　　济宁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综合科科长张伟介绍，这也是济宁首次将运河水工遗存、古闸古坝、历史街巷、传统民居、漕运遗址以及运河民俗、传统技艺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体纳入法治保护，实现从“一处一点单独保护”向整片流域系统性保护的转变。

　　从“纸面”到“河边”，需久久为功

　　法规的作用如何，最终要看运河沿线的变化。

　　青石板路依水延展，白墙黛瓦临水而立，渔船泊岸，游人登岛，很难想象这是一座北方小镇的秋日风光。

　　微山县南阳古镇还有一处别样的“景致”——小镇中心坐落着的古色古香小屋是南阳镇人大主席团基层立法联系点，今年9月，其从市级“升级”为“省级”。

　　微山县人大代表王思海记得清楚：他们曾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调研，提出“大运河南阳段保护和利用”的建议，推动月河岛改造、闸北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如今，月河岛重现绿意，闸北街区完成保护性改造，村民们不必迁出熟悉的家园，依旧依湖而生、因湖而富。

　　从基层立法联系点往古镇深处走，康乾别苑院落里好戏精彩上演，鸬鹚依旧在湖面起落。这些场景，正是法规中“活化”二字的注脚：法条要护住的，不只是闸和院，还有闸边院里的烟火日常。

　　对武城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张东博而言，之前，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指哪打哪”、点上发力，不成系统；现在有了条例可依，工作有方向、有章法。职责边界、保护标准、经费保障逐项写入法条，制度、人员、经费安排一目了然，基层开展工作更有力。

　　五部条例的出台，为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搭建了制度骨架。但制度骨架撑起来之后，还要看“血肉”怎么长。例如，名录管理制度能否动态运转、保护责任人能否真正尽责、活化利用会不会偏离初衷。解答这些问题，还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大众日报记者 刘一颖 郭治权）